知名高考状元-高考状元老乡

1.我是一名高一的香港永久居民的学生，我现在想了解是香港读书好还是大陆读书好

2.从河南高考状元到腾讯、京东背后的男人，高瓴张磊到底有多牛？

3.赴港内地状元：没有奖学金我将失去一切

4.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

5.明朝“高考”的特殊性：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

我是一名高一的香港永久居民的学生，我现在想了解是香港读书好还是大陆读书好

你是香港人，但在内地读书，你是打算考香港的大学吧~~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在内地高考，因为你没有大陆身份证~如果你可以参加内地高考的话，想要以内地高考成绩报读香港大学的话，分数要很高，基本上状元之类的才有机会~

如果你不可以参加内地高考的话，只有参加香港的HKAL（香港的高考吧），问题就在于，参加HKAL的资格是HKCEE（香港的会考）至少6科及格，包括中英文。而你有无参加会考过呢没有参加过会考不用担心，因为上面我说的HKCEE还有HKAL现在就只剩下一届了（不包括现在等待放榜的这一届），因为香港的学制要从跟英国的5年中学2年预科3年大学改成跟大陆一样的3年中学3年高中4年大学（即334），如果你想要跟从现在334的学生参加香港的考试，你就要回香港读中学了~

334的学生现在语数英加上一科通识课是必修课~（就是高考这四科一定要及格~）

语文，数学应该问题不大，就英文肯定比内地高考难，通识的话，算吧，香港中学现在读的通识有点白老鼠的FEEL~~大家都说，通识考不好是正常的，考的好就不正常了~~

赶快决定吧~·

香港的大学当然比内地大学好，师资什么的，国际化什么的，问题只是入读竞争很大，即使你到香港念书，竞争都一样大，每年就11万左右的考生，但只有1万多到2万左右的学位（因为334，大学都增加了学位和学科，旧制度的时候只有1万多学位）~加油吧！

PS：334不知道可不可以以自修生的身份考，因为第一届，不太清楚，旧制的时候可以以自修生身份考会考和高考的！这个你可以上香港考评局之类的查查吧~~ 清楚了考试的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总结：香港的大学比国内好，学费就4万多港币一年···

从河南高考状元到腾讯、京东背后的男人，高瓴张磊到底有多牛？

他一直以来都给人以低调、神秘的印象。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用过他投的产品。

BAT三大巨头中，他投资了两家：百度、腾讯。除此之外，十几年间，他还投资了京东、美团、滴滴、格力、美的、携程、去哪儿、蔚来 汽车 、摩拜单车、蓝月亮等800多家企业，在业界被称为“没人敢不给面子的人”。

作为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他一直坚守长期价值投资，买入并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要做正和 游戏 ，拒绝零和 游戏 。

如今的他，早已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电商格局。他就是高瓴资本张磊。

1972年，张磊出生在河南驻马店市一个“双职工家庭”，父亲是外贸局干部，母亲是律师。虽然称不上富贵，但也算是中产家庭。

小时候，由于父母都很忙，没时间管教张磊，造就了他从小非常独立自主的性格，并且鬼点子多。

张磊在七岁的时候就展露出经营天赋。当时，他家住在火车站附近，放暑假时，就在车站旁摆上小椅子，把自己的连环画书出租给候车的人看，赚了一些钱。

上小学时，张磊成绩很差，由于靠近少林寺，他满脑子想着“仗剑走天涯”，一心想要“投奔”嵩山，差点连初中都没有考上。小学考初中的最低录取分是140分，张磊考了141分，刚好多1分。

虽然不喜欢学校里的功课，他却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他认为别人知道的书里都有；但书里有的，别人未必知道。从书中看到的世界，比现实世界要大得多。

从学渣到学霸，除了多读书带给了张磊人生智慧的启迪之外，他还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施一公是河南人，和张磊是半个老乡。张磊看了施一公写的文章后，很受启发，觉得人生不能虚度，要做出一点成绩。

于是，在上高二的时候，张磊开始发奋学习。

能做到学习和挣钱两不误，张磊不得不让人佩服。

高中时，张磊发动同学们从家里拿来书到火车站摆地摊，搞流动借书站。高三暑假，当别人都在享受第一个没有假期作业的暑假时，张磊却在扩大他的租书生意，大量购进杂志后再转手倒卖，后来又开始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湖南腊肠。

1990年，18岁的张磊以当地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就读。当离开家乡去北京时，他已净赚了800元人民币，足够支付自己的学费了！要知道，当时公务员的月薪才100元。

在人大就读期间，是张磊求知若渴的四年，也是积累人脉资源的四年。“现在我交的很多很好的朋友还都是当年在人大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当中，现在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关系很深的合作伙伴，有的还一起从事一些公益性事业。”张磊回忆道。

1994年毕业后，张磊希望进入一家央企工作，并如愿以偿地入了五矿集团。

在五矿，张磊要经常坐车火车，去全国各地的收购矿山资产，这培养了他对 社会 的洞察能力。

由于长期做这份工作，感觉未来的发展有限，于是想出国留学。

1998年，张磊去美国耶鲁大学继续深造。耶鲁之行不仅改变了张磊的命运，更改变了许多当时渴望发展却苦于没有巨大投资的“刘强东们”。这是后话。

刚刚来到耶鲁大学的张磊，新鲜劲儿还没有过去，就因囊中羞涩面临了严重的财 务危机。

当时之所以选择耶鲁大学，就是因为了解到耶鲁大学是唯一能够提供奖学金的。而且，耶鲁是一所有着三百多年 历史 的世界顶级名校，培养出无数名人，其中就有5位。

据说耶鲁老师之间经常开的玩笑是:“一不小心，你就会教出一个总统来。”

不过到了耶鲁后，张磊才知道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奖学金，而整个研究生阶段为期三年，后面的学费要自己掏，急需要找到工作。

就像很多焦虑而迷茫的年轻人一样，张磊投出了无数的简历，最终都石沉大海，他经历了无数的面试，最后都没了回音。每次都是满怀憧憬去，垂头丧气回。

然而， 人生有“生生不息”的绝望，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当他一次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学校时，完全没有想到，机会竟然就在自己出发的地方等他。

张磊在《价值》一书中写到，与大卫·史文森初次相见是在课堂上，但近距离的会面却是在耶鲁投资办公室。

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面试室，张磊的恩师大卫·史文森教授给了他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跟着他实习。大卫·史文森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在全球投资界，他是和巴菲特齐名的投资 人，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还培养了很多投资界的人才。

而在此之前，张磊从未真正接触过投资。

大卫问了张磊很多关于投资的问题，张磊对多数问题都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后来，张磊曾问过大卫，为什么会接受一个对很多问题都回答“I don’t know”的小白？大卫说，很多时候，坦诚都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张磊后来回忆说，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坐标系，选择进入了投资行业。

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时，张磊被派去木材行业做行业研究，几周后回来，张磊拿出了一份行业深度报告，足足有2.5厘米厚，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

这份报告中，体现张磊不少读到的见解，其扎实的分析能力与态度，与大卫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不谋而合。

大卫在张磊身上看到了巨大的投资潜质，对他刮目相看，传授了自己的毕生所学，并介绍他认识了许多华尔街的金融界大佬。

在那段宝贵的实习期内，大卫回答了张磊提出的数百个关于投资的基本问题。

1999年，自认为羽翼丰满的张磊，决定回国发展。

2000年，张磊创办了中华创业网，主要业务就是帮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融资。那时候，张磊坚信中国的雅虎和亚马逊5年之内就会诞生，而中华创业网正是那一场革命的催化剂。此后，张磊组织了上百场投融资对接会，并与张朝阳、马云、马化腾等人结下了哥们儿友谊。

仅仅6个月过后，中华创业网就开始赢利，会员企业超过13000多家，投资机构超过200多家，遍布北京、上海、香港、旧金山等20多个城市，一度被海外媒体评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投资品牌。黄金年代，高调至极，他和公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和一众媒体上。

然而，2001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张磊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而告终。那一年，28岁的张磊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起大落。

此后，张磊从大众眼中消失了，他重新回到了耶鲁校友基金会。后来，他又辗转到全球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并担任纽交所驻中国首席代表。

2005年，互联网行业的魔幻之年。

当时，行业内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李彦宏身上。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当天股价从27美元飙到120美元，敲钟现场，李彦宏喜极而泣。

百度的腾飞也鼓舞了一批有志青年的斗志，于是，2005年诞生了许多互联网公司：去哪儿网、58同城、 汽车 之家等等。

张磊意识到了中国即将雄起——“整个国家焕发勃勃生机，每个人都能发大财，国内涌现了众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 科技 创业公司。”

于是， 32岁的张磊拿着耶鲁导师的3千万美元戎马归来，创立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高瓴资本，字面上取“高屋建瓴”之意，一出道气势就有了。

据说这3000万美金，是大卫·史文森为了支持爱徒，从耶鲁投资基金拨出了2000万美元给他作为启动基金，随后又追加了1000万美金。不得不说，大卫真是张磊的贵人！

张磊人生中第一笔真正的投资和QQ有关。

2005年，腾讯只是一家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小企业，市值只有十几亿美元，主要用户是“三低”——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即时通信市场的老大还是MSN。

从价值投资的角度看，腾讯绝对算不上是一家好公司。但张磊却将公司仅有的3000万美元All In了腾讯。

人们不知道的是，在投资腾讯之前，张磊曾跑到义乌商品城调研，每个摊主的名片都印有QQ号，当地招商办也有自己的QQ号，这恐怕是张磊All In腾讯的直接原因。

有人说张磊这样投资腾讯未免太过冒险，而身为股神巴菲特忠实粉丝的张磊，却一直坚持长期价值投资信念： “ 社会 早晚会奖励不断疯狂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家。”

后来，这笔投资让他获得了超过200倍的回报。

但真正让高瓴拿到顶级投资圈的门票并一战成名的，是投资京东。

2010年，京东正在筹建物流和配送体系，刘强东将营收和2009年新融资的21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用于成立控投物流子公司、购买新的仓储场所等物流体系的建设，可以说，正是急用钱，又一时无法看到收益的投入期。

这种重资产的经营模式，并不被资本市场所看好，始终凑不齐投资款。

时年，37岁的刘强东找到大一岁的人大校友张磊，希望高瓴资本能给京东投点资。

当了解了京东的基本情况后，张磊问刘强东需要多少资金？刘强东犹豫再三，从牙缝里挤出7500万美元这个数字，他以为，张磊很难投资这么多。出人意料的是，张磊坚定地说，要么投资3亿美金，要么一分钱不投。

这是当时国内早期互联网企业的投资中，单笔投资量最大的交易之一，高瓴也一度被人取笑“人傻钱多”。

但是张磊看到了京东背后的强大发展潜力。

京东在他眼中，恰似当年的亚马逊，而贝索斯的遗憾正是亚马逊成立时美国已经有了UPS这类的物流巨头，因此丧失了做供应链整合 的机会。而在中国，京东不存在这样的对手，因此面临更好的 历史 机遇。 对于当时的京东而言，不烧足够的钱在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上，根本看不出来核心竞 争力。

正是高瓴的3亿美元大手笔投资，为刘强东争取了足够长的周期，京东才得以顺利确立B2C电子商务领域内不可撼动的领先优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威慑了新的资本投向该领域的竞争公司，强化了京东的绝对领袖地位。

当时对高瓴资本来说，3亿美金也是一笔巨款，如果投资失败，将全军覆没。张磊的这种反人性的投资，让他在投资界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然而，他又赢了。

2014年5月，京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上升至260亿美元。京东的这笔投资让高瓴大赚12倍多，高达38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张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商格局。

2014年腾讯电商和京东合并，腾讯成为京东的第一大股东，这起大变局的幕后推手正是张磊。

如今，高瓴资本基金规模从最初的3000万美元，已经飙升至600亿美元，十五年的时间，增长了2000倍，平均年化收益率高达65%。高瓴也已连续多年成为亚洲的最大基金。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不断升级，高瓴的投资领域也走向了多元化之路。

不仅投资了腾讯、京东、美团、去哪儿、摩拜等互联网公司，而且还持有美的、格力、福耀玻璃、蓝月亮、百丽等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股票。

2017年，高瓴资本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控股“一代鞋王”百丽。百丽本来是一家卖鞋子的传统企业，高瓴收购后一顿操作猛如虎，进行各种转型和资本运作。

2019年，百丽被高瓴分拆出一块运动类资产滔搏单独上市，市值远超百丽私有化时的估值，高瓴又是大赚一笔。大约也是在百丽之后，高瓴开始在中国的投资圈封神。

2019年，高瓴资本正式接手格力集团出让的格力电器15%的股权，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

后来，高瓴投资蓝月亮时，又把京东拉进来合作，不仅通过京东的后台数据进行消费者分析，帮助蓝月亮研发新产品，而且还帮蓝月亮解决了线上销售和供应链管理的问题。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而张磊一直坚持“重仓中国”的理念，从未改变。关于张磊的故事还在继续，他过往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也值得我们回味与思考。

赴港内地状元：没有奖学金我将失去一切

“听说去年有一个内地学生，一年后还是无法适应香港的学习和生活，最后自己提出退学，回家乡复读，打算来年再考内地大学。”刚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香港理工大学2007级新生张恺麟昨日告诉记者，这件事几乎每个2007级的内地新生都听说过。他们谈论起来的时候，总是心有戚戚焉，怕自己成为下一个“悲剧”的主角。

香港生：

“勤奋是内地生的习惯。”

内地状元：

“没有奖学金，我将失去一切！”

现状 ——

跨文化差异是内地生障碍　　

早在2005年，香港大学一名江西籍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被该校医学院录取，但在全英文授课的环境下，语言关过不了，几乎寸步难行。结果一年还没读完，该生就申请自动退学。随后他再次参加内地高考，考上了广州某重点高校的医学院。据知情者介绍，这个学生在广州的高校里表现非常优秀，由此可见，“他从港大退学的原因就是适应不了香港”。

近年来，到香港读大学日益受到内地优秀学生的青睐。在他们心中，香港意味着更国际化、更多机会。但尹日强的“失踪”，将这个群体面对的经济压力、语言环境、学业负担、人际关系等困难摆到了聚光灯下。事实上，不少内地“尖子生”赴港读大学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有人一蹶不振甚至打了退堂鼓，但也有的人挺过了痛苦的磨合期，在香港的校园里渐入佳境。

4%内地新生入学后极度精神紧张

“从今年新生的心理感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4%的内地新生到校后，出现了极度精神紧张等状况。”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学生辅导及发展组主任刘关莉施女士告诉记者。今年的调查问卷参照了新的分值标准，“往年，按旧的分值标准计算，约有四成内地新生赴港入读后，心理呈现高压状态。”然而，随着来港内地新生人数的不断攀升，该部门的关注力只能集中投向问卷分数明显偏低，预计有可能出现明显极端状态者的身上。

刘关莉施凭经验断言，“今年的来港新生们目前正处于心理‘蜜月期’。”她分析，内地来港新生都是各地的尖子生，成绩优异，自信心强，入读之后，在短时间内，他们将沉浸于考入理想大学的幸福感之中而忽视即将面临的一些难题。她指出，跨文化差异是来港内地新生入读后遇到的第一大障碍。

“在内地，大学生由班集体管理，在香港读大学，更国际化，完全靠自主管理。”学生事务处来港生组主任欧来仪一针见血地指出内地大学生管理与香港大学生管理的差异。她认为，正因为内地来港生一直生活在集体之中，对于老师的依赖性较之本地生要高出许多，就内地生这一特点，今年，香港中文大学特意设立了学习辅导主任这个新岗位，专门面向内地来港新生，负责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内地生小圈子和外界缺乏交点

在港内地毕业生联谊会主席耿春亚，首先给一帮兴奋不已的内地新生洗脑，他说：“来到香港，你的一切归零。”

来港读书第四个年头的系统工程学系学生郑写厦觉得，内地生和本地生的不同就是，本地生总是活跃在不同的圈子，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而内地生则喜欢固守自己的小圈子，“和外界缺乏交点。”

成绩倒数 因为听不懂英语

“听说尹日强是拿了奖学金来念书的，后来又被取消了奖学金，这的确是个挺大的打击。”来自于长春的香港科技大学07级电子系的新生杨国松深有同感，他来科大拿的是52万元全额奖学金。

“的问题是语言！”这是众多内地新生的同感。对不会讲粤语的内地生而言，粤语和英语就像横在他们面前的两座“大山”。课程是全英文的，这意味着很多内容即使完全懂得，也要重新来过。比如说，“odd”是奇数、“even”是偶数。不懂粤语带来的麻烦则主要体现在生活和人际交往上。香港本地的同学日常都用粤语交谈，不少人对普通话是“识听不识讲”，双方都有“说不到一起去”的感觉。

来自兰州的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茜茜说，她的班上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都是来港内地生，她问他们，为什么成绩这么差，他们两个的回答都是：“英语不行，听不懂。”

盲目选课 成绩直降失去奖学金

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尹日强选了7门课，以为通过努力可以完成，但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太实际。茜茜说，很多内地生在到香港之前都对香港高校课程的艰巨缺乏了解。从这一点上讲，在香港的大学选课是很讲究的。香港中文大学负责对学生作心理辅导的学生辅导及发展组主任刘关莉施说，考虑到奖学金与成绩直接挂钩，来港生在选课时务必慎重，不要根据兴趣轻易作出决定。

遇到问题不会主动求援

刘关莉施说，“内地生比较不会主动求援”，在她看来，这是“习性使然”。“因为他们习惯了被照顾，习惯了由父母老师帮助安排生活学习上的各个环节。”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了解香港的人文文化。“在香港，人的自由度很高，我们不会总是去询问别人是不是需要帮助，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反倒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因为你老是询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助，传递出一种对他不信任不放心的信息，实际上，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内地生想当然会得到的某些帮助，因为没有主动开口而无法实现。

内地生并非置身“感情孤岛”

事实上，如果学生遇到问题或者困难，很多机构和个人是可以伸出援手的。但关键的一点在于，你有没有发出“求助”或者“求救”的信号。老师和教授是第一个“求助”方。还有co-ordinator(并无准确译名，或称协调老师)协助学生处理课业和活动的关系。如果学生情绪上感到困扰，想找人聊聊天、开解一下，院系设置的“Advisor”(咨询人之意)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要是生活上不适应，如饮食不习惯、隔壁放音乐太大声等问题，就要找tutor(类似舍监)了。科大每栋宿舍的每一层楼都配有一名tutor，一般由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担任。

光是上面所列的4种渠道，已经涵盖了学习、时间安排、心理、生活等各个方面。何况“官方”还有专职的心理医生，“私下”还有“老乡”和师兄师姐。香港理工大学内地学生协会会长韩惟舟说，建议内地学生扩大社交圈子，主动微笑，主动握手。

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

最快乐的时候大概已经记不清了，或者说没法比较什么时候最快乐

但是最痛苦的时候似乎永远都在心里

还记得一句话：人生就是片刻的欢愉，与片刻的痛苦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虚无

大概也就是这个感觉，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只是短暂存在而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虚无古时人们把“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称为人生中最高兴的时候或事情。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个人认为人生中最快意的四件事中，后两件可予更换。

一、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自古以来都是莘莘学子的美好愿望，“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学子金榜题名时的快意写照。而今每年高考放榜，大家也是关心本省市的状元，关注录取他们的学校，一些重点985院校更是高频地被人们念叨。金榜题名一般来说，是一个人人生的重要分水岭，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

二、洞房花烛夜。也许现代人对洞房花烛夜并不看重，甚至有的人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可以“天天换新娘，夜夜做新郎”，X的获得对某些人来说唾手可得，根本不像古时那样要明媒正娶的繁琐。但真正意义上的洞房花烛夜，仍是人生里程碑事件一样的存在。

三、升职加薪期。个人觉得“升职加薪”比“他乡遇故知”接地气，对于现代人来说，他乡遇故知不一定带来欣喜，反而有可能是“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只有升职加薪才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四、意外惊喜时。个人觉得“久旱逢甘霖”，现代人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得失，如果生活中有意外惊喜，比如中大奖、意外提职、暗恋的人突然表白等等，这些意外惊喜更能深入人心。

明朝“高考”的特殊性：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

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

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

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 *** 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

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

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

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 *** 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

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 *** ，？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

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

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

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

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 *** 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 *** 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

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 *** ，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

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

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

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 *** ，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 *** 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